越来越重视网络，但人工智能不可能获奖

早报专访《华尔街日报》前记者谈百年变化和选择标准
　　
今年是普利策奖创立一百周年。一个世纪以来，普利策奖一直是新闻业的标杆，与美国社会一同经历了战争硝烟、政治丑闻和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影响力历久不衰。
　　
《华尔街日报》前资深记者罗伊·J.小哈里斯（Roy J. Harris Jr.）曾出版《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Pulitzer"s Gold），他以专业人士的角度，揭露获奖报道背后喜怒哀乐的故事，还原新闻工作者报道过程中的艰难细节。为纪念普利策奖创立100年，该书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再版。该书的中文版曾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普利策奖的魅力何在？百年来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记者为此专访了罗伊·J.小哈里斯。
　　
“看门狗功能”让普利策青睐负面报道
　　
东方早报(博客,微博)：普利策奖成立一百年来，它的评选标准是否发生变化？
　　
罗伊：普利策奖发生了很多重要变化，1916年与现在有很大不同。那时的报纸并非致力于公共服务。
　　
但100年来，判断新闻好坏、媒体是否为社会服务的原则没有变。
　　
至于普利策奖的运作方式，百年来变化主要反映了时代变迁。奖项分类上有改变，增加了摄影、评论以及各种各样的报道形式来扩大获奖范围。同时，现在新闻的评选是由记者和编辑来定，以前是由白种男性编辑来定。
　　
东方早报：为什么负面报道和揭丑新闻始终是普利策奖的主流倾向？
　　
罗伊：美国媒体的一个主要功能是“看门狗”，即记者们竭力寻找差错和那些需要改正的东西。比如在美国，种族分歧一直是个大问题，媒体也一直在帮助不同的种族理解彼此，普利策奖曾授予这方面的新闻奖项。美国最好的新闻都聚焦负面内容，敲警钟是媒体的主要工作。
　　
同时，公众服务奖有积极、正能量的一面。当有可怕的风暴或者灾难时，报纸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总的来说，好新闻常常是在纠正问题，同时会作出积极的贡献，如帮助整顿环境、解释医疗进步、庆祝积极的社会变化等。
　　
另外，《华盛顿邮报》记者金·魏嘉顿因报道了小提琴家约夏·贝尔在华盛顿地铁中演奏的新闻获奖，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告诉人们可能会忽略美好的事物。因为这篇获奖报道，我至今都很关注地铁里的音乐家。
　　
扩增奖项对声誉有帮助
　　
东方早报：你的《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一书揭示了很多新闻调查背后的故事，你是如何获得这些故事细节的？
　　
罗伊：大多数信息是在和获奖记者及编辑聊天中获得的。我能找到仍然愿意讨论1937年获奖情况的记者,但是要覆盖100年，我也要去读很多文章。《编辑与出版人》（Editor and Publisher）杂志对我很有帮助。历年报道普利策奖获奖情况的报纸也很有用。同时，哥伦比亚大学的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以及保存了历年来普利策奖档案的图书馆也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真正让我的书与众不同的是记者和编辑们亲自说的话，以及普利策评选委员会对我说如何运作的内容。
　　
东方早报：你觉得普利策奖能历久不衰，维持百年信誉的关键在哪？
　　
罗伊：普利策奖组委会深知他们的声誉是积极的，也尽力去维护。他们小心地挑选最优秀的新闻作品，在增加奖项数量的情况下不降低标准。还有一个主要因素是，普利策奖还设了文学类和艺术类奖项，这让关注普利策奖的人群范围扩大了。
　　
一个世纪以前，约瑟夫·普利策曾说：“我们的共和国与它的新闻业将同呼吸共命运。一个有能力的、无私的、热心公益的新闻业，可以保存公共美德……与此同时，一个只会冷嘲热讽、唯利是图、蛊惑人心的新闻业也会生产同它一样低俗的公众。”这一原则一直指引着普利策奖。
　　
人工智能不可能获奖
　　
东方早报：近年来，普利策奖出现多次奖项空缺，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新闻工作者的写作水平出现下降？
　　
罗伊：我觉得不是这样。有时候评委们不知道该选哪部作品才空缺。过去也有空缺的情况，如1918年、1920年、1925年和1930年的公众服务奖。
　　
东方早报：一些互联网媒体公司已经使用“自动写作技术”来生成新闻。有专家称人工智能将来可能会获普利策奖，你觉得呢？
　　
罗伊：我不同意，普利策奖只颁给记者，所以人工智能不可能获奖。
　　
东方早报：随着纸媒的衰落和网络媒体的兴起，你觉得未来普利策奖会是网络媒体的天下吗？
　　
罗伊：近年来，普利策奖已经开始重视网络。2014年，《卫报》网站获得了普利策公众服务奖，一个叫“内部气候新闻”的小网站也在2013年获普利策奖。将来，普利策奖将越来越重视网络。今年就会体现这一趋势。
　　
东方早报：你会在每年普利策奖揭晓前作预测吗？
　　
罗伊：不会，评选过程是保密的。
　　
有些年份，一些公众服务奖热门候选新闻会被人们热议，所以我可以猜一下。例如2003年《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了天主教会掩盖对儿童性虐待事件。这也是201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