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背景下的中国国际传播尖峰沙龙

编者按：2009年7月25日，“新媒体发展高端论坛•月度沙龙•七月号”如期召开,DVBCN数字电视中文网做为新媒体发展高端论坛独家媒体深刻记录新媒体产业精英们的对新媒体的不同理解,本次论坛主要是围绕“新媒体背景下的中国国际传播”为主题展开而来的一次媒体文化的尖峰对话，到场的产业精英有格兰研究韩凌女士、中央台栾轶玫女士、人民网邢华先生、亚太环通张潇清女士、央视网孙喜庆先生、千龙网周科进先生、中国传媒大学任孟山先生、竹琳女士、北京台韩澄宇先生、国际台赵健先生、六间房视频张军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刘建平先生以及本次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卫星教授。以下是本次论坛的具体内容：

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这次是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跟业界连接的横向的交流探讨的民间性质的学术活动。这个活动目前对学校、对业界来说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联结在一起的是一个信息传播技术，而信息传播也好，信息传播技术也好，到了二十一世纪，确确实实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所有社会实践性活动的神经网络或者说一个神经中枢。

今天按照原来的设计，探讨新媒体下的国际传播。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呢？因为形势和现实，如果要说形势，最近十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不断亮相，形成了这么一个大国态势，但是好像在实践运作当中有时候不尽人意之处甚多，最近半个月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发生在西北的事情，还有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算起来在国际的影响比较大。

中国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的形象客观化地自我呈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也很重视，中央曾经在上个星期发了一个24 号文件，专门强调新闻宣传机构怎么样重视中国的对外传播。为此，广电总局和我们中心最近连办三期广电系统的对外宣传培训，目前还在开办当中。这是一个形势。从现实层面来说，也是因为传播全球化，导致了一个新的平面，国内传播国
际化或者国际传播国内化。我们按照八十年代以来的规律性的总结来说，传播全球化之后，有两个特征：一是大家越来越关心远方的事情。因为传播全球化，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信息在瞬间都可以直接搬到眼前。二是大家很注意关注身边的信息。因为身边的信息是涉及到你的生活境遇、生活诉求、事业影响，跟人的发展密切相关。但是后来经过这二十年来的发展，最远的东西和最近的东西慢慢在合拢，这个合拢不光是时间上并轨，在空间上一个是跨越了国际的界限，一个是也是跨越了国内的界限，实际上人已经被抛进了一个传播的网络之中。

新媒体，现在讨论传播的问题，不管是国内的传播也好，国际的传播也好，它的焦点是什么？我们这里随便拿一份报道，碰巧昨天晚上人民网上发布了一个“2009 年上半年国内应对网络舆情能力”的排行榜，几十页的报告，这里面是按照传播机构，当然也是代表行政权力的传播机构，对于发生的重点事件之后作出的信息反应之后所形成的社会效果的一个评估。分了四个档次，一个是蓝色警报，政府总体较为得体，比如四川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陕西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第二个层次是黄色警报，政府应对有待进一步加强，说了四个话题，上海的户籍新政；河南灵宝市的王帅案；云南的躲猫猫事件；浙江杭州市的飙车案。

第三个是橙色警报，政府应对的明显问题。河南郑州“替谁说话的副局长”；重庆高考状元的造假事件；邓玉娇件。第四个档次是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红色警报。石首市的骚乱就是一个例子。从舆情热度的排行榜看，跟这个稍微有点区别，排前三位的是邓玉娇案，躲猫猫事件、飙车案。舆情的热度大家不管事件大小，关键是激发了一个参与感，使得这种信息反应在量上呈现了集中趋势。

第二个指标，传播媒体的关注度。第一个是躲猫猫事件，躲猫猫事件是因为有云南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物出来，所以作为一个对信息反应的探索样式，所以传统媒体的关注放在第一。邓玉娇案又出现，还有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网站推荐：第一是躲猫猫事件，第二是邓玉娇案、第三是飙车案。网民关注度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邓玉娇案，第二位躲猫猫事件，第三位飙车案。
意见领袖的关注度：邓玉娇排第一，躲猫猫排第二，上海的户籍新政排第三。其实中国的这些事件也都在国际传播的平台上呈现出来。境外媒体，包括路透社、美联社、BBC、纽约时报、泰晤士时报，23 家境外媒体关注度，排在第一的是跟我们这个有区别，分别是湖北石首事件，邓玉娇案、躲猫猫事件。可能是因为湖北石首这个事情规模比较大，所以国际反应也比较大。从新媒体关注的焦点来看，说明我以前反复强调的两个关键词，还是个安全问题，认同问题。我们看这几个关注度，不管各种指标的关注度，排在前面的事件基本上没有逃脱这两个词，“安全”和“认可”。还有其他新的媒体表现方面，流媒体、视频、博文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只是一个载体，一个手段，根本还是大家的一种心态、一种情绪、一种意见、一种态度，通过这个东西来得到表达。

所以有人就说互联网不是理念，也不是知识，也不是热情也不是价值，没有智慧说不上意义。但是互联网可以增加这所有的东西，使得它更多地实现、更多地流通，还是涉及到一个传播主体。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使得传播主体的身份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个可能对当下新媒体发展之后信息传播的管理格局和运行格局所提出来的公共层面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既然传播主体扩大了、更新了、改观了、提升了，新媒体产生的传播困境是什么。现在看来，因为西方有一个传统，从当年美国最早用广播归纳民意、制造民意，形成美国的传播模式，从罗斯福时代后来到了肯尼迪时代之所以能战胜尼克松是因为电视传播的视觉效果，不管从表情、色彩以及风度等等，到今天的奥巴马，完全是在新媒体平台上营造出的民意。

信息传播的手段的丰富和扩大，形成了一个对传播政治的挑战，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后现代政治的一个困境。这一点，我们好象现在感觉越来越强，实际上按照联合国秘书处和世界论坛在2002 年做的一个调查，当时的一个调查数据证明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国家的人或者三分之二的人口，坚信他们的政府治理跟民意是有距离的。在美国达到了69%，欧盟是61%，因为欧盟多元化的进程，引起了更多政治认同的矛盾。如果在我们今天的互联网上再评估这个数据，可能我们会更悲观一些，因为现在从跟贴的发布量[FS:Page]和审查通过量的比例来看，就发现我们的比例远远大过这个，按照新媒体的人口和国家治理的态度，实际上这就说明互联网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对权力的挑战，为什么是挑战呢？因为新媒体使得这种权力的运行过程变成了一个可视化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公开东西，使得信息的触角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可能全面控制，我们认为这是在当代传播过程中权力和反权力之间持续不断的博弈。而这种博弈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性质效果有差别。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说，目前感觉到这个博弈几乎同时出现在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这个层面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者之间的过渡环节已经越来越少，甚至界限越来越模糊。这恐怕也就是说当下提出的一个对信息传播的运行过程从政治角度来看的一个新问题和新挑战。

千龙网周科进：参加这个活动很高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互联网的发展对我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回想千龙网这种地方新闻网站的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千龙网、北方网、南方网，还有随后的地方网站都是在2000 年的时候成立的。为什么那时候要成立呢？那时候我们的管理部门、执政部门开始意识到互联网是一种存在，在这之前是没有的。当初我们成立千龙网的时候，贾庆林同志在视察的时候非常明确地提出，成立千龙网为的是占领网络宣传制高点。但是在网络媒体论坛组织单位都是中央这几大新闻网站轮流做庄，那个时候我听过一个观点，2000 年是中国网络媒体的元年，那一年其实中国网
络媒体发展非常快，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执政部门并没有意识到像现在似的这么大的影响。大概就在前三四年的时候，中宣部发文把网站跟小报小刊放在一起的，我们发文的时就说“中央新闻单位、各省市新闻单位、小报、小刊及互联网站”等等，这样表述一直在三四年前就有的，我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强媒体。

现在的做法，从我接触的一些互联网管理部门的领导看法，我觉得大体是这么一种思路：第一，一定要稳定，这是第一条的，无论如何这是不可动的。第二，能够使言路畅通，听起来很矛盾，实际上排是这么排的。今天有很多是在网站工作的同志，这些网站的同志都比我了解情况。在做理论研究的时候，我希望理论研究工作者，一是要重视互联网自身的发展规律；二是一定要重视我党对于媒体管理的历史经验和它的历史进程。不然的话，我们说什么跟天书似的，他也不看，也听不懂。作为学问来讲，不一定都是让你能用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意见能够影响执政者，你的理论、成果对于执政者来讲有可操作性。如果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光是解气，这个肯定不行。

新媒体精英俱乐部罗青：我特别想回应一点，关于对内和对外传播的事情，现在恰恰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把这样的思路放在国际传播上，明显的冲突和问题就出现了。比如奥运这一年，我们跟踪的国际媒体上对于中国报道最关键的词汇，中国对于网络管制这个话题是国际媒体上非常高频率的一个报道，而且是负面报道非常重要的，无论在奥运之前之中还是之后。我们任何一个关键事情以后，国际媒体马上就会跟进说中国网络上如何如何来管制这个报道，首先它变成了我们国际传播中负面效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我们恰恰在国际事件发生之后，国际受众依赖于哪些媒体来了解中国的事件，网络是居于前三位的，但是电视网络调研现在还是居于第一位，但是他们都是依赖的不是CNN、BBC，而是当地的电视。而网络是唯一一个跨区域大规模依赖的，西藏事件和火炬国际传递的时候，我正好在欧洲，每到一地的时候，关于这几个相关的关键词在Yourtube 上面搜索，一夜之间就可以达到几十万、上百万的增加度。恰恰这两个矛盾，一个是事情发生以后在国际传播中大量依赖于网络传播，国际的受众。另外，中国这样的管制思路恰恰是国际传播感觉非常致命的。我们传统的思路对内传播上某种程度上还有可能进步，可是现在面对国际传播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种新的思路？从执政能力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这是我的一个补充。因为在座的央视网、国际台，还有中央台网络中心，都是在一线上，可以就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媒体中心赵健：前段时间“7•5”事件的时候，国际台就没有按照对内宣传的要求去做相关的报道。我们是直接和境外的网民进行了对话，而且邀请的是土耳其私营电视台，在当地影响力非常大，叫做“方向电视台”，我们一起做了合作，我们派人员到乌鲁木齐做网络直播，那个时候乌鲁木齐整个网是封的，我们跟电信运营商进行沟通，特意为我们开通了这个网，和它的方向电视台进行直播。他们有记者在我们的乌鲁木齐演播室，同时在那边他们的演播室也有他们的工作人员，而且肯定是他们非常高层的人员，不排除类似评论员这样的，对中国问题研究非常深。在这边同时还有新疆当地的官员，以及我们的主持人用土耳其语一起做的直播，连做五天，效果非常好。他们提的问题，我们了解了一下，很多问题非常尖锐。如果从对内的角度来说，那些问题不可能在我们的地方电视台甚至报纸、杂志上能出现，但是在我们的网站上、广播中可以出现，因为那代表了他们的观点，是他们的问题。这个问题抛出来以后，具体怎样回答是我们事。如果我们回答有问题的话，从管理上来说，那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回答完之后解释了他们的疑惑，改变了他的看法，从效果上来说非常好，从管理上来说我们并没有违背所有的管理要求。

一方面，国家相关管理机构，包括中宣部、国新办，包括国新办的网络局，他们对于新媒体特别是国际传播的新媒体怎样管理，管理的方法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作为媒体，怎么样去适应它的管理方法，在它的限定范围之内做好我们的事情，做好我们的传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如果说以前，我们可以说他的很多问题太尖锐，我们不这么去做，我们只是报道在乌鲁木齐发生了什么事，而是直接去对话。作为一个媒体接到一个采访驻华大使的指令，发出的级别那么高，在新闻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它真正能够得到认可。这是管理内外有别的体现，我们确实在做这样的探索，但是探索还不够，我们有的时候还经常在网站上，比如“两会”的报道，我们的外文网站上还经常有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对内媒体，大家有些新闻联播都不看的东西，竟然放在外国网站上去播放。这里有解放思想的问题，到底我们怎么适应他的管理方法。之后的一些做法，可能代表一种进步，特别是我印象非常深，广电总局在前年的只有发布了56 号文件，六间房非常熟悉这个问题，叫《互联网视频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这个规定做视频的互联网网站必须是国有和国有控股的资本，当时很多人觉得不可接受，怎么能这么去管理视频网站。后来他们做了一个解释，答记者问，把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就说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允许了非公有资本进入到这个领[FS:Page]域，这样就改变了从原来有些媒体非要自己去办，变成了通过立法去管理网站，这确实是一个进步。包括对这些中央新网站的支持，其实也鼓励通过市场的方法去运作，并不一定中央完全控股，真的把握在自己手上，像人民日报、国际台这样的，每分钱都国家投，他并不希望这样，他逐渐在转变，他希望境外一些势力和资本进来，扩大这个市场的影响力。我觉得这十年来确实见证了整个中央对于互联网站管理的历程，也在进步，特别是我跟网络局的人沟通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很多观点是很先进的，只不过由于一些原因，他们现在无法做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年确实进步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栾轶玫：在2008 年之后，尤其2008 年网络越来越主流化，网民已经成为主流化的愿望非常明显，包括奥运会、“3.14”事件等等，所以国家对网络的态度一定是监管和控制的态度，否则这样一个庞大的增长迅速的群体是非常难以控制的。我个人觉得在国际传播中用好新媒体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当这个事件发生很突然的时候，用一种切断的方法，物理阻隔的方法，虽然看上去非常粗放，可能是更加安全的方式。我们政府也好、各媒体对于新媒体自身的属性越来越理解、越来越了解的时候，实际上用好它，用它为我们服务，可能会更好一点。我们今年参加一些会，像北京网管办，70 多家大的网站都在北京，他们这次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想法，要对新媒体由控制到用好。我觉得这对于领导层来讲，这个思维转变是很重要的。怎么样用好新媒体？尤其在国际传播中，新媒体这个平台属性和全球化的资深属性都有利于国际传播，跟国际传播特别吻合。我们最近“两办”文件中也特别强调了我们在2009 年到2020 年这一段国际传播是我们新闻界、舆论界最重要的方向，新媒体在其中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座的有央视网，央视网、新华网、人民网、国际在线，这四大网站将是国际传播的主体。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孙喜庆：我觉得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其实更多的是给大家呈现一种事实，如果你能让大家尽可能多的看到事实真相，可能比你自己主动说什么或者控制什么更有效。尤其是新媒体更是这样，传统媒体是由国家控制，所以你说什么，别人管不了你。但是在互联网当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发言，更多的是澄清事实。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很有意思，不是很热的新闻，但是很有意思。好象是石首政府开始出面设置专门的岗位，叫网络评论员，它是代表官方的一个身份，就一些热点的政治问题去发表一些代表官方的声音。我看了很多跟贴，跟贴里面有很多都是负面的，认为这个网络评论员等于设了一个靶子在那儿，所有负面声音都会围攻你，你肯定会应接不暇，网络评论员的名额会继续增加，还是很负面的效果。在互联网上怎么样用非官方的身份来让大家看到事实，这可能比官方正面的形式会更有利。从整个互联网上的内容来说，大家也都能看得到及其实大家更多关心的是生活的事情、经济的事情，甚至是文化的事情、旅游的事情，新闻的事情其实很少。看互联网大家最关心的那些内容，最多的是影视、娱乐这些内容，新闻占了很少的比例。

6 间房张军：我觉得网民更多关心的是娱乐，关心怎样玩的开心。因为每天大家压力很大，工作成本是非常高的。对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只占比较小的一部分。我们非常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我们也有自己的策略，我们也有自己非常好的方式来化解所谓的矛盾，其实我们很配合政府的。只是我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没有地方去施展，作为一个国际上的文化侵略，美国早已经来了，它的大片，《变形金刚》，宣传他军事的力量，他的武器的贩卖，他以别的方式进来了。我们还是在新闻上跟他们PK，可能这个范围跟视野是不是小了一点点，我觉得更多地“走出去”，把我们的文化推出去。在这种视频网络上想赌，这是一个非常笨的方法。

以前有一个“周老虎事件”，非常好玩，网民是抱着一种玩的心态揭秘案件，有照片方面的数码专家，慢慢把这个案件剖析开来了。这里面暴露出来的东西并不重要，网民其实抱着一种玩的心态，我也可以参与，我甚至可以把这个案件分析出来，其中也有保政府的，这个都不重要，最后的结果是让大家把这个谜底揭开了。所以，不管是堵，是放，我们要看的是政府在这里面行动，在做事，你其实做了很多事网民没有看到，这是我们大家没有看到造成的一些误解。在地震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凝聚在一起，有这样一个往上的气。作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好的地方，我们自己愿意去把它解决。中国哪怕是国外这边对我们有说不好的地方，我们公众都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和判别能力，没有认可要把网民怎么了。再一个，信息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娱乐可以让大家非常开心，非常顺畅，看看电影、玩玩儿游戏，听听音乐，不要全民都关注政治，是一个好事，是让大家都减少压力。他会觉得生活的本来就是他奋斗的一个过程，所有的不努力、不如意可能是你自己的不足，你要去争取、你要去奋斗，而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找政府，要把人性的东西展示出来，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们对每个人要承担很多东西，要他成功，要他就业等等。他在别的方面没有当上一个很好的部长，他为什么不能当上一个歌唱家，为什么不让自己开心就够了，网民就是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你就告诉他一个答案，让他有地方抒发就可以了，我跟大家的观点有很大的不一样，我觉得网民真是太可爱了，让他参与就够了。

中国电信杨成：我对国际传播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我今天主要是想来学习，因为国际传播这边有很多的专家，包括陈教授，包括罗青，以及很多做过国际传播的朋友。因为今天谈的是新媒体的国际传播，我就谈一点自己很肤浅的想法。随着新的传输手段或者新的媒体形式出现以后，包括有一部分政府官员也好，或者管新闻传播的也好，整个观念没有跟上来，就导致了这种按照传统的模式简单粗暴的做法，如果在传统的模式里，要封杀一个报纸是很容易的，我不让你印就完了，整个就出不了。但是互联网，它确实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媒体。前不久我一个师弟从美国过来，我就问他在那边看国内的新闻主要通过什么途径，他说就是通过互联网，因为它没有边界。刚才有几位专家也说到了，在国外接触中国的东西，更多的就是通过互联网。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网站变得非主流化，非主流的慢慢主流化，很多新闻传播的信息假设国内的人都不能让人信服，怎样可能让国外的人来信服，因为整个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刚才我和陈教授也说过，现在国家在外宣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开了各种语种的电台、电视台，我前不久跟央视和新华社的同志在一块儿聊天，我当时就说实际上语言就是一个工具，开了多少语言并不重要，但是可以解决初步的障碍问题，最重要的是采取什么样的表[FS:Page]达方式，如何适应它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让人家信服，而不是原来那套说教的方式。如果对外传播，我觉得首先应该解决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和表达方式、思维模式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些表象的东西。

现在说的比较多的新媒体的主体，一个是互联网媒体，一个是手机媒体，对于手机媒体，这一块要和今天的主题挂钩，比如和国际传播来挂钩的话，应该说手机媒体涉及到的国际传播还是比较少的。目前我们以手机媒体的主流形式，比如手机报或者手机电视这种所谓的主流媒体形式来看，它在国际传播中可能是比较少的。因为手机终端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比如网络制式不同，有些内容想发都发不过去，还有涉及到很多业务，要和不同终端适配，包括有的终端，比如内部的设置只能接收英文或者只能接收中文等等。所以，从目前来看，手机终端网络的制式和终端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通过手机这种终端使信息在国际间的传播，这是我个人感觉，不一定对。所以，手机媒体，国内的传播涉及会多一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侯东合：因为我一直从事的就是土话叫“对外宣传”，洋话叫“国际传播”，一直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对这个行业有比较多的思考。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对新媒体也比较关注。我先介绍一下自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FM106.1，欢迎收听，今天的题目可以听到汶川断桥的最新报道。一直从事这些报道，感触比较多，因为我以前是在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还有中国驻外记者站呆过，现在在《中国之声》，从传统来讲《中国之声》是一个内宣的频率。实际上在新媒体状态之下，所有的媒体都是国际传播媒体，界定媒体的时候，所有媒体都是国际传播媒体。以前所有外宣媒体的分类，只不过当时的传播手段之下，有些传播渠道达到不了外国，所以才有专门国际台、人民日报海外版。我感觉如果中国的中文媒体真正做得及时、公开、透明，如果做得特别好的话，他们是会从中文媒体上来获取消息，不用翻译成中文，就跟外交部二次例会一样，原来要翻译，现在只是同声传译就行了。在国际传播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什么技巧，就是按照及时、公开、透明，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你是一个地方媒体，哪怕你是一个个人的网站，如果你做到这一点，就会起到很好的传播效果。比如像圣火传递期间的反CNN 网站，它起的效果可能比国际在线的力量都大，关键是看媒体做得怎么样，而不在于你是否具有外宣的头衔，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单位，这些都无关。特别是在国际传播过程当中，母语，就是我们的中文的力量是分散，我们现在力量的分布是行政分布，人民日报有人民日报海外板，是外宣；新华社有外宣；中新社设外宣；国际台设外宣，结果造成了人民网、新华网，中央这几大新闻媒体都有自己的中文网站，各有各的强项，但是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总体的点击量比不上新浪。我感觉新浪的力量在于汇集了中国所有媒体的精华，比如说今天我们一直在报道有块大石头把汶川国道上的桥给砸断了。早上5 点钟的消息，中新社最快8 点零8 分把消息发出来，新浪拿过去了。新华社抢，8 点25分发出去了，新华社追中新网，但是他的审稿程序比较复杂，最后发出来还错了字，“记者”的“记”字都没有。各个媒体都跟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的国际传播力量分散在各个单位当中，没有形成自己的合力，结果导致我们国家可能有最多的国际传播工作者或者是外宣工作者，因为我们没有攥着什么拳头，按照行政的分割来分布，可能会削弱我们传播的力量。在对外传播过程当中，特别是母语传播要形成合力。再有，母语的传播一定要按照国际上通用的传播方法，就是陈老师一直强调的那些，一定要按照国际的通用方法来传播。

我还有一个感受，在新媒体状态之下，每个新闻从业者，不管是外宣工作者还是内宣工作者，国际传播工作者，每个人的从业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每个人的工作状态、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一定的竞争力就会被淘汰，比如以今天“石头事件”为例，记者都是第一时间报，但是一直到下午的时候，才有记者的声音出现，因为汶川人民经历了地震的考验，他们对外发布的意识很强，所以很多消息是从汶川新闻中心来的。然后再跟进的有央视和中国之声，连线他的副县长，最权威的播报来自他的副县长。

我最后提一个希望，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上次陈老师在那个班里的时候，有的同学也提出来了，国际传播是一个时间性很强的专业，咱们现在感觉到教学和实务是脱节的。比如在从事国际传播的人当中，他没有时间去研究理论，国际台现在办了一个班，好象是叫媒体管理，从事实务的老师少。感觉老师研究欧美的比较多，这是对的，因为那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但是关注中国关注得不够，一提欧美，就提毛主席反的对那些主义，在提中国的时候，就说节目没看过，没听过，我希望陈老师以后遏制这种不良的趋势。每一个爱国的人，国际传播是一种特别爱国的职业，塑造中国形象的职业，希望老师多研究中国的东西，可能老师说的一点，能给具体从事实业的人会产生很多良性的推动。所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至少建议针对国际台、海外办给学生做有针对性的研究。现在有的老师把中国外宣骂的一塌糊涂，不行不行，后来我听底下有人说有本事你来做。

我希望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就跟一个同学说的，实际上国际传播专业和外宣单位应该是医学院和医院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种关系特别好，互相地走动，互相地取长补短，让我们的老师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有些连实践都不知道，我就怀疑这种传播能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学校现在又说你没有博士学位，不能到我们这儿当老师，这些有实践的人就被隔断在门外。

北京电视台韩澄宇：国际传播和国内传播有类似性，我们都是选择性传播，你看欧美的媒体，包括“7•5”事件都是选择性，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这么做，要表达他的出资方或者所在政体对于一贯正确概念的四川选择报道，不想让民众看到纯中立性报道。这两天在德国发生一个事不是专业媒体做的，在德国的五个留学生不是学传播的，他们跑到世维会，在当地开了一个类似的新闻发布会，要揭露共产党政府在新疆干的罪行，这五个人不是任何记者身份，因为对所有人开放，政府和留学生组织了一下，拍了一堆堆照片，有央视的，也有从网上找到的，一切按照对方承诺的程序走了一遍，允许任何人提问，把整个过程写下来，拍了很多的照片，后来德国的警察保护五个所谓的留学生，这五个人自己准备怎么的，回答了什么，比如说镇压了，出示镇压的照片，如果照片是错误的，如果采取的剪辑的手段就说不对，这个内容挂在了网上，用德文、中文、英文三种媒体发，发完以后，德国媒体真的报了，翻译成中文又转回到国内媒体。我们[FS:Page]发现本来是中新社、广播电台或者是新华社等驻德、驻欧的记者该干的事情，恰恰有非专业人士从事以后，但是这个手段是非常专业的，至少程序是完全透明的，起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还有一种观点是立，这个立有的时候出于利益集团本身的意志，网上有新闻，非常网络，易中天作客，大闹非常网络现场，发了一次大脾气，痛骂北京台的主持和北京台的领导，说你们很无知、很愚蠢，尤其北京台的主持人都是扯淡。为什么易中天发脾气，是因为北京台最近搞国庆，没钱了，请易中天住如家酒店，没请他住好的酒店，结果易中天一发脾气就把我们骂了一顿。本来这个节目收视率不高的，可是这个制片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说要立起来，怎么立？坏新闻就是好新闻，在网上挂几天，挂上去，点击量非常高，有些新闻是有意识的在那里操作的，对现在网络传播当中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有一些朋友跟我说，现在搞平面已经不行了，必须搞定所有的新华网、人民网、千龙网。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中心刘建平：说一点感想。围绕着传播，基本上中国现在是表现出一种病态，什么病态？第一是焦虑症，第二是妄想，一定要让别人接受。第三是依赖，完全依赖于传播，这三种都是不正常的状况。本身不能行动，需要别人传播，这是我们国家侏儒化的发展。现在我们都讲大国，其实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前现代的国家。到处多发生矿难，矿难是什么概念？矿难是一个传统工业化时代初期的产业，这个产业到了现代化成熟时期，它的安全技术已经非常可靠，不会发生矿难了，只要按照安全程序做就可以了，你看西方发达国家没有矿难。中国为什么在传统产业里老出现事情，就是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阶段，或者工业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管理，社会管理还处在前现代化的阶段。处在前现代化的阶段，国际传播就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前现代的国家不能为我们这种已经现代化的社会提供价值，传播就是传播价值。有些人觉得传播技术好象不是传播价值，错的，为什么？当我们说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向受众提供一个新闻的时候，它的背后是庞大的知识体系，新闻是知识体系最新的发展，当没有传播知识体系的时候，只传播一个片段，觉得这个东西很陌生，很陌生的东西会被拒绝掉。

夸克电影姚远：今天我能够代表夸克电影来说，因为我们的业务模式和今天讨论的话题没有太多关系。今天听各位专家讲话，对我来说你们是官方的人，你们考虑的问题恰恰是我们觉得这个圈里正在做的问题，当你们想向国外传播的时候，你们学的方式不是西方媒体圈惯用的规则，走出去必须先进入别人那儿，你得先在里面生存下来，才能把你的观点灌输给别人。像我们这样一家新媒体，六间房和U酷都很火了，我不能把我的理念和模式强加给大家，首先要活下来，用什么方式活下来，把我们的节目尽可能落地，我们跟所有的媒体都去做联盟，在媒体上展示我们，大家讨论的好多都是业务模式和功能上的问题，但是在业务内容上有没有把我们中国文化的各个节目、各个影视这些东西先放到国外的媒体或者国外公众需要的方向去。我有认识一些发行渠道的朋友，他们把中国的节目内容放到海外去做，并不是国外的民众对中国的文化或者影视作品没有兴趣，是他们没有来源。国外的电视台和当地的数字电视运营台没有中国的内容，我们还没有把这块内容给到人家。能不能尽可能的考虑把媒体这些的运作方式更市场化，应用网络本身自己的发展规律去运营你们的内容和运营你们想做的事情，可能能够解决你们当前的问题。业内互联网人士，新浪为什么火，搜狐为什么火，它是有它自己的运作规则，你要想在互联网生存，必须要做的一个规则。如果只是强势的，你是官方的，通过官方的形象做出来的话，势必得不到认可。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中心陈卫星：下面我们就结束气氛一直持续的沙龙。（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