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电影走出“小孩看不懂”尴尬

《凤凰琴》剧照

电影《夏天，有风吹过》剧照

《高考1977》剧照

变革才能发展

提到教育题材电影，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天津电影制片厂与潇湘电影制片厂摄制于上世纪90年代的《凤凰琴》。

事实上，从80年代开始，教育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新生力量，佳作层出不穷。三十年间，中国教育电影走过了由塑造教师“园丁”群像，到表现人物多样性，再到回归人性的历程。

1980年出品的故事片《苗苗》，是一部具有突破意义的作品，影片塑造了一个心灵纯洁的教师形象，同时涉及到教师的烦恼和苦闷，反映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真实境况。影片没有刻意拔高苗苗的思想境界，而是描绘出了她从单纯到成熟的心路历程，表现了一个年轻教师成长的曲折。该片获了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1981年还荣获第二届印度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儿童片奖。

从《苗苗》开始，教育题材备受电影行业关注，反映教师和学校生活的影片络绎不绝地涌现出来，如：《春晖》、《晨曲》、《泉水叮咚》、《孩子王》等。整个80年代，朴实感人的师生情谊以及表达教师心路历程成了电影艺术展现的热点。

90年代的《凤凰琴》是教育影片在艺术成就上的一个高峰。《凤凰琴》真实地反映了民办教师在恶劣条件下坚持教学的感人事迹，唤起了人们对民办教师以及边远地区教育的关注。教育电影从对一个园丁的刻画走向了教师群体的刻画，从讲一个故事走向了反映一个社会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凤凰琴”甚至成了民办教师的代称。时至今日，界岭小学清晨用笛子伴奏升国旗的场景仍让人记忆犹新。

进入21世纪，教育电影遭遇了来自商业大片的巨大冲击。2002年，电影《英雄》揭开了中国影坛“大片时代”的序幕。在习惯了精美的画面和宏大的叙事方式之后，人们逐渐发现，商业大片的精神内核与它的“大片”称谓极不相称。

贺岁档的一部《三枪拍案惊奇》，使得张艺谋站在了风口浪尖。这位开启国产大片时代的导演，同样是一个拍摄教育片的高手。凭借《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连续两届问鼎金鸡奖最佳导演奖。通过《一个都不能少》，人们认识了一个叫魏敏芝的农村女孩，也体会到一种清新的、纪录片般的教育电影拍摄手法。

从《凤凰琴》到《一个都不能少》，教育类电影的内容及艺术风格几乎是一脉相承，教育电影坚持的写实风格没有发生变化。到了2009年的《高考1977》，教育题材影片开始进行商业化的尝试，并寻求在票房上有所建树。《派饭》的编剧、天津师范大学影视专业副教授杨爱君认为，《高考1977》的成功，说明教育电影有着固定的观影人群，也证明了教育电影的市场潜力。

坚持好故事，大思想

与《凤凰琴》当年的热潮形成对照的是，现在的教育电影正处于一个低谷。由于教育片相比商业大片几乎没有收益，大多数人只是玩票，很少有人坚持做下去。

杨爱君认为，教育类电影是电影中按题材角度进行的分类，而且从来没有被看作是电影行业的主力军，在当前以票房作为电影的唯一评价标准下，教育类电影被冷落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电影要吸引人，首先要故事好。”齐为民认为，教育电影是“小制作有大思想”，“大片不一定有大思想，而小制作也并不是乏善可陈。”在票房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国产大片中，经常是一味地追求场面而忽视了故事本身。在内容的比拼中，教育影片并不逊于商业大片。

齐为民认为，脸谱化的人物塑造和千篇一律的故事情节是教育电影的硬伤。“教育电影应该是一种探讨，唤起人们的思考。”

海晏和清“教育三部曲”之一的《道歉》就是这样一个极佳的例子。影片《道歉》讲述一个意外来到乡村生活的城市男孩与他的临时监护人乡村老校长之间的故事。乡村老校长夏自远与“纨绔子弟”莫聪存在隔阂，而夏校长的女儿夏静对待这个桀骜不驯的孩子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一个巨大的误会导致夏校长给了莫聪一个耳光，而莫聪居然要求夏校长当众向自己道歉！但是道歉在夏自远来说，却动摇了师道尊严，故坚决不肯。莫聪于是向县教育局举报......

《道歉》反映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与传统教育相矛盾的问题。而在今天，教育的革新势在必行。这一点通过电影中艺术地探讨，很容易使观众产生共鸣。

在去年10月的第三届台湾“两岸电影展”上，《道歉》成为了影迷的热门话题，有的学生观众甚至是特地从高雄赶来观看影片。放映结束后，台湾观众向剧组提问：“拍摄地当时是不是很冷？内地的教育是不是和《道歉》中一样？”问题此起彼伏，大家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向剧组“轮番轰炸”。结果，原本十分钟的见面会开成了一小时十分钟，三百多观众和观看下一场电影《夏天，有风吹过》的观众撞到一起，主持人不得不中断了见面会。

这次经历给了齐为民把教[FS:Page]育电影继续做下去的信心。去年，海晏和清启动了“励志三部曲”项目，并于当年完成影片《新来的李老师》。在这部反映大学生农村支教题材的影片里，齐为民大胆起用新人，年仅25岁的青年导演王莉担任该片导演。除导演王莉以外，其他剧组成员也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在剧中饰演李老师的王宁当时还在中国传媒大学读大四，26岁的天津小伙儿韩会亮在本片中既是演员，又是副导演。

一部胶片电影，如此大手笔地使用年轻演员、年轻导演，让人不由得替齐为民捏一把汗。齐为民则认为，用年轻人，尤其是用年轻导演来执掌一部影片并不是冒险，而是一种真诚的探索。“发展中国电影并不单纯需要大制作和高科技，讲好故事、讲有感情的故事也是一个关键。” 由新人挑大梁的《新来的李老师》果然不负众望，作为入围影片参加了第十届国际儿童电影节和10月举行的东京电影节，并被美国一家专门做文艺片、儿童片的发行公司看中，买断了在美国的放映权。

在大片时代，追求清新平和的教育电影并不招人待见。尽管如此，齐为民并不愿意妥协。在新拍摄的《派饭》中，齐为民立下了一个规矩：“《派饭》不能有城市的喧嚣，不能有社会的浮躁。拍摄中会特别注意这一点，就是要让它成为一方净土。”

走出“小孩看不懂，大人不愿看”的尴尬

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电影票房增长最快的国家，全年电影票房超过60亿元。面对这样的好消息，教育电影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在这60亿元票房中，商业大片的贡献占了绝大部分，教育影片所占份额少得可怜。

《高考1977》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除了影片的真实引人共鸣，还有那高达1390万元的票房。从《凤凰琴》到《高考1977》的十几年间，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教育影片寥若晨星。在商业影片的冲击下，教育电影能够得奖就已实属不易。能叫好又叫座的，更是凤毛麟角。

2002年，杨亚洲导演的教育题材影片《美丽的大脚》在当年的金鸡奖上大放异彩，一举囊括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四项大奖。这也是继《凤凰琴》后，教育电影在国内得奖最多的一部。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难得一见的优秀影片，在票房上的惨败程度令人大跌眼镜。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美丽的大脚》的票房收入甚至不到100万元。

这样的结果直接影响了一批导演和投资人，因为担心不能收回投资，他们对教育电影敬而远之。齐为民也有着类似的经历，海晏和清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专业制作教育题材电影的公司，一年出品2至3部影片，但是拍摄资金却全靠自筹。在《派饭》的外景地上，原本选定陕西旬邑和山西大同作为备选。之所以后来定在了重庆，是因为当地承诺给剧组拍摄提供便利条件，并注入了一笔资金。

《美丽的大脚》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影片本身，而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面对这种情况，齐为民也十分无奈：“我们不是不做宣传，而是拿不出专门的宣传资金。”他表示，教育电影同样亟需社会资本的注入，仅靠政府投入是不够的。“教育电影的主要观众群是学生，他们是国家的未来，社会资本应该负起责任来。”相比之下，商业大片的日子就好过得多。“有的商业大片，仅宣传资金就可以拍摄一部教育题材影片了。”

教育电影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上的支持，还有观众。“小孩看不懂，大人不愿看。”齐为民一语道出了中国教育电影的尴尬。因为这个原因，教育电影的观众群主要锁定在学校，也因为这个原因，教育电影主要走教育包场，轻易不会在各大院线“试水”。教育电影中并不缺乏好的故事，而是因为和观众的心理距离太遥远而导致曲高和寡。而《高考1977》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则是沾了“高考”的光。齐为民等教育电影人也在探索，试图在影片的表现方式上“与时俱进”，增添趣味性，使之更易被观众接受。

建立小成本电影发行院线体系

根据广电总局提供的信息，2009年，我国生产影片数量超过450部。但是，能在院线上映的只有100部左右，大量的国产影片都压了箱底。

在商业影片面前，教育片处于绝对劣势。齐为民认为，由于发行渠道、制作规模上的差异，将教育电影和商业电影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供观众选择是不合理的。“教育片也可以走市场，但是评价标准应该与商业影片有所不同。教育电影不能用商业电影的标准来衡量，教育电影可以从其他方面来界定，比如说根据获奖情况。”制定出教育影片的评判标准，观众可以一目了然，投资者也会心中有数，从而有利于吸引社会资金。

齐为民举了一个发生在影片《考试》评审时的例子。在《考试》的一次内部看片会上，参加评审的领导竟然全部睡着了。而在日本，观众都是购票入场，容纳一千多人的剧院爆满，观众是流着眼泪看完影片。齐为民说，这种现象和国内艺术片市场不成熟，艺术电影观众群不庞大有关。而国外票房发展比较协调，有一批固定的人观看艺术影片，艺术院线已经培育成型。

2008年，著名文艺片导演王小帅的《左右》获得当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成为当年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声誉最高的作品。然而在国内放映时，《左右》遇上了《功夫之王》、《钢铁侠》这样的大片，票房寥寥。作为国内建立艺术院线的支持者，王小帅如此评价：“如果把文艺片放在商业院线中，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然而，在国内建立艺术院线需要走的路还很远。北京、上海等地都曾做过建立艺术院线的尝试，但很短时间便宣告失败。去年，杭州举办了一场名为“突围-电影部落”的艺术电影展映[FS:Page]活动，结果8天下来，票房收入只有两三千元。事实证明，国内尚没有足够庞大的消费群体来撑起艺术院线。

教育影片虽然不像文艺片一样小众，但是，教育电影要真正引起社会关注，必须要在发行上有所突破。齐为民的教育电影除了走教育院线，还在电影频道上播出。2008年，电影《夏天，有风吹过》分别在黑龙江和上海的校园院线上映。在当地的银行、油田等企事业单位的大力赞助下，两地的票房突破190万元。在湖南、浙江、陕西、重庆等地，影片还对通过城市院线发行进行了尝试。

去年底，香港电影界就电影《道歉》专门成立了一个小型的俱乐部，探讨大陆小成本电影的发展问题，为内地小成本电影的发展尽了一份力量。

通过前几部电影的实践，齐为民感到，建立全国统一的小成本电影发行院线体系势在必行。目前，海晏和清正在和九州同映公司以及全国中小学生供片中心合作，以期创办校园放映平台，建立全国统一的校园发行院线。齐为民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全国的小成本电影发行院线体系，教育电影才能和广大受众捆绑在一起，才能收获最大的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只有这样，教育电影才有路可走，有路好走。教育电影才能在未来崭露头角，越做越大。”

1994年，由天津电影制片厂与潇湘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凤凰琴》轰动一时，在当年政府奖、百花奖、金鸡奖的评选中连中三元。在一段时间里，“凤凰琴”甚至成了民办教师的代称。时至今日，《凤凰琴》中界岭小学清晨用笛子伴奏升国旗的场景仍让人记忆犹新。而如今的电影市场，教育题材影片不但屡屡缺席国内大奖，甚至在影院也难觅踪迹。在以票房作为电影唯一评价标准的洪流中，小制作的教育电影如何与商业大片抗衡？中国教育电影的出路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