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剧”的“中国气息”

倪文尖,罗岗,毛尖,张炼红,王晓明

“文学里失去的，跑到电视剧里来了”

我们曾经非常怀念1980年代那一段文学的黄金时代：一首诗歌、一篇小说，那么地洛阳纸贵、不胫而走，成为经久不息的社会热点，甚至由此让某些难题迎刃而解，或者刮起一股思想文化风潮。现在，我们大概可以说了：好日子已轮到电视剧......

倪文尖：

尘埃落定了也罢，过眼云烟了也罢，“在广告中插播”的2010年春晚，其实是个拐点：从前，都是靠春晚露脸暴得大名，春晚制造流行；而如今，春晚要靠熟面孔撑场面，熟面孔却多半又要靠已经广为流行的死撑硬挺。风光无限的网络之外，这回大出风头的还有：电视剧。比起电影界隔三差五来“抢钱”，比起文学界四分五裂“自己玩”，这几年的国产电视连续剧还真是做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亮剑》、《暗算》、《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潜伏》、《闯关东》、《人间正道是沧桑》、《蜗居》、《生死线》、《沂蒙》......，有想法、有说头的剧目不是一两部。它们或面向当下中国的基本问题，或刺痛了观众的敏感神经，或唤醒了普遍的历史记忆：都汇聚显形了不少集体无意识，所制造生产的，已经不仅仅是流行语，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心理、文化通感、社会共识、意识形态。我们曾经非常怀念1980年代那一段文学的黄金时代：一首诗歌、一篇小说，那么地洛阳纸贵、不胫而走，成为经久不息的社会热点，甚至由此让某些难题迎刃而解，或者刮起一股思想文化风潮。现在，我们大概可以说了：好日子已轮到电视剧，从文学里失去的，是跑到电视剧里来了！

罗岗：

文学和电视剧的关系，其实也蛮复杂：像《小时代》式的“炫耀”小说和《流星雨》式的“时尚”电视剧大概就属相互照应的；即便如王安忆的《长恨歌》被知识界说得很深刻，一改编成电视剧，就还是个“上海小姐”前生今世的通俗故事，把小说中欲说还休的欲望直观化了；更何况现在许多著名的电视剧写手，原本即是1980年代的知名作家，譬如《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编剧江奇涛，当年就写过颇有影响的长征小说《马蹄声碎》。

当然，电视剧在今天有比文学更大的可能性，譬如你说电视剧的影响比文学大多了，这在我看来是因为有物质基础：中国有多少台电视机，又有多少个电视频道，这里没有准确数字；但每次回老家，我开玩笑说，在江西比上海看到的电视台还多，除了中央十几套，还有几十套各地卫视，加上省台十几套，地市台几套到十多套，区台也至少有一到二套，加起来差不多近百套，如此海量的播出频道，除了新闻、专题和综艺节目，基本上要靠电视剧来支撑，这就给电视剧的生产提供了巨大的动力。频道再多，关键是要有人看，所以“物质基础”还有一层意义：由于电视机的普及、开路电视节目的免费化和闭路电视费用的相对低廉，想想我们周围的人，今天有多少人读文学，又有多少人每天都看电视剧？而且观看方式常常是家庭式的，因此这些年来热播电视剧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往往是老少咸宜，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

虽然电视剧制作也有“分众化”的倾向，如针对年轻人的“时尚剧”和“偶像剧”占据了相当的比例，但这些电视剧可能获得某些粉丝的追捧，却不大可能产生轰动全国的效果，毕竟浮华的外表和光鲜的包装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太远了。

“重新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这种故事并非今天才知道。但当这个时代，用很土很平但很执着的方式，一点一滴，老老实实讲出来，讲出普通中国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艰辛、荣耀和亏欠，让人慢慢看清楚那些原本属于中国的补丁打补丁的身体和情感，而在这一切的最深处，“似有宁静而平稳的心脏在跳动”......

毛尖：

事实上，也就中国电视剧还在过中国日子。你看葛优和舒淇谈恋爱，得跑到北海道，中国电影里太多牛排咖啡加蜡烛，所以《闯关东》里看到酱牛肉，《团长》狂吃猪肉粉条，包括《蜗居》里海萍炒菜，就觉得电视剧还在传销中国生活。不要小看这些菜，当年周润发迷住很多人，旺角街头的那些小馆子是功臣。再回头看日韩电视剧畅销我们屏幕的那些年，人家一个手卷吃半天，我们满汉全席扔地上。当然，珍重中国食物也不是标准，但我觉得这些年的电视剧，食物态度可算一个表征。

电视剧《暗算》第二部“看风”，里面有一个场景表现困难时期，数学研究所因为特殊关系搞到了十斤肉，食堂飘出肉香的时候，研究所的人都坐不住。依平时作风，我们接下来要看见的肉一定是红光满面了，但是真的要赞美导演，那些肉很真实地就是灰不溜秋，盛在当年的搪瓷碗里，几乎不起眼。我要说的是，《暗算》这些电视剧，不再以假大空的方式来表达历史题材，他们真实地返回历史现场，藉此，这些连续剧也不再以西方连续剧的情欲逻辑结构我们的历史和革命题材。

说起来，前些年中国影视剧黄金时代的经验积累下来，年轻演员最拿手的也就是感情戏，以前我看连续剧，常常也就觉得谈情说爱的那些片段演员出演技，但是，《暗算》《潜伏》真正刷新了我的感受。事实上，我把《暗算》视为连续剧对中国观众的一次情感检阅，而《潜伏》的编剧显然也在这次检阅中看到了革命胜出的潜力。《潜伏》里的情感被处理得非常圆满，而这种圆满，却是以省略情感戏为前提的。每次，在一个熟练观众以为会有，比如“床戏”的时候，[FS:Page]镜头马上切换到一个去感情的场景。也就是说，《潜伏》的好看来自革命对感情的克服。而这种潜力，在《人间》中就更显然了。《人间》中途，瞿霞被抓去坐牢，很多网友甚至“冷血”地欢呼，希望她就呆在监狱里了，这个不光是因为瞿霞的扮演者差劲，还因为在这个连续剧的展开过程中，额外的感情让观众厌烦。

罗岗：

毛尖看得真仔细，电视剧如何处理感情戏，本来是一个类型化的问题，但今天中国的电视剧却用了“去感情”的方式来“风格化”。这就涉及到我说电视剧具有更强大的“物质基础”的第三个方面，来源于电视剧的生产比文学的生产更具有“物质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文学基本上还是作家一个人创作，而电视剧却是由涉及到“表导编音舞”等诸多方面一群人制作出来的。我们常常看到一部电视剧的剧本基础虽好，却因为演员的问题大打折扣甚至全功尽弃，最显著的例子是《人间》中的杨立华，剧中这个角色本来代表了现代中国的一种力量，然而演员对这种深意毫无把握，就只能将之处理成一个终身为情所困的平庸女子。相反的例子是《亮剑》，这部制作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原作小说也未见出色的电视剧，如果没有李幼斌泼辣出彩的表演，以人格魅力来充实弥补其它方面的薄弱，就根本不可能成为近年来重播最多的电视剧，如此受到观众的喜爱。

由此不妨深究下去，电视剧的这种“物质性”带来了怎样的效果？文学较弱的“物质性”不只是使之“不及物”——只在所谓的文学界中循环，从来不关心外部真实世界的变化和挑战，更要命的是，实际上“言不及义”却还“自以为及物”。原因在于文学局限于自身所设定的规范的话，似乎还能在自我生产中将这些规范合理化：譬如“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分断，让“通俗文学”自以为“所及之物”就是“市场”和“读者”，而“纯文学”则骄傲地认定自己是为“内心”、“才华”和“审美”负责；这就让“通俗文学”可借用“纯文学”的手法，却从来没有超越“市场”的意愿，“纯文学”也可挪用“通俗文学”的类型，却同样不考虑在“审美”之外还需要加入什么，从而两者都在形式上自我设限，在资源上画地为牢。

如果拿小说《暗算》和电视剧《暗算》比较的话，可能看得更清楚。虽然麦家也是电视剧的编剧，但从小说到荧屏，他所起的作用很小，因为小说尽管提供了三段故事的框架，可是局限在1980年代以来“先锋小说”的迷思中，玩弄叙述技巧，用所谓“不可靠的叙述者”和“中断了的叙述”等来架构“纯文学”的界限，反而冲淡了三段故事的内在意涵，甚至在叙述者摆弄的花样中，让人无法获得一种完整感。

相比之下，电视剧由于须强化“物质性”，反而显示出比小说更强大的“开放性”：一方面突出建构了三段故事的完整性，但没因此放弃风格化的追求，而对影像风格的建构(如黑白效果和彩色效果的对比)倒更打开了各种竞争性话语阐述的可能；另一方面，则极大地拓展了对各类资源的征用，小说中“红色谍战”故事所征用的是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资源，如格非的小说《迷舟》，但先锋文学的技法反而构成了对“红色”诉求的干扰；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电视剧没有放弃风格化乃至“先锋性”的追求，却打开了“红色谍战”影视题材的资源宝库，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回溯到五六十年代的“反特片”、“侦察片”，而且还能深刻感受到当代中国文化中那些缺席的“在场者”：《无名英雄》(朝鲜)、《黑名单上的人》(南斯拉夫)和《春天的17个瞬间》(苏联)......

张炼红：

我感觉这些电视剧中，《士兵》更暖， 《团长》更深，《沂蒙》更亲。这可能也跟拍法有关，一个正说，一个反说，一个直说。这三部都是一集一集连着看，看到这些当兵的种地的，这些普普通通看似可有可无的中国人，慢慢都有了各自的言语和表情，感觉自己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很熟悉，很贴心。《人间》则是另一种感觉，让 我重新思考何谓历史，何谓革命，所谓“沧桑”何以成“正道”；前半部黄埔时期尤其好，有格局有气势有感召，可惜创作者实力定力皆不足，又想要左右逢源，后面气就散了。《暗算》、《潜伏》、《闯关东》、《蜗居》、《生死线》都是朋友推荐看的，有的喜欢有的没看全。大概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再加上心里一根筋，就让《士兵》和《团长》奠定了我看其他电视剧的情绪、眼光和精神基调，可这也并不专属于我自己，事实上我更愿意让自己真正从属于这一切。那这一切究竟是什么 呢？要我说，就是中国气息、中国生活、中国感情。这里无论现实还是历史，都在试图重新讲出中国人自己的故事，讲出那个比正在崛起的中国更深入人心的 “中国”是什么，那些比自己活得更真实更坚韧也更有尊严的“中国人”又是什么样的？尤其在危难中，在困境中，赤手空拳穷途末路的中国人到底怎么办？

想想《士兵》中的“不抛弃，不放弃”，《团长》中的“岂曰无衣，与子同 袍”，看看这些失魂落魄只想回家的士兵如何结成炮灰团，如何做出精英团想做也做不了的壮举。剧中最善良最没用的郝兽医，从未能救下一条人命，但用孟烦了的话说，他会在你临死前握住你的手，心里想着为什么死的是你而 不是他。他活着只会被漠视被取笑，死了却让整个炮灰团伤心绝望得疯掉一样，就凭这股疯劲冲上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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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中的马牧池村民，明明一无所有却还要倾其所 有，一捧米送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上战场，谁都明白保家卫国，不做亡国奴，才有百姓安生日子过。那些不识字的大嫂大娘们，平日里低眉顺眼一口一 个“当家的”，她们有几个遇事没主心骨，有几个不是出门种地、进门持家的顶梁柱？眼看男人们死的死，走的走，于宝珍只说了一句话：“从今天起，咱们家的女 儿都当男人。”女人们下河用身体搭桥过军队，年轻的大嫂用乳汁救伤员，甚至舍了亲生骨肉换下八路的娃......是天地良心，却也别无选择，是她们在那一刻的底 线。中国的母亲，女人，她们就这么用情感和身体给了冰冷的战争以体温。

这些故事并非今天才知道。但当这个时 代，用很土很平却很执着的方式，真心诚意地回忆往事，一点一滴，老老实实讲出来，讲出普通中国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艰辛、荣耀和亏欠，让人慢慢看清楚那些原 本属于中国的补丁打补丁的身体和情感......就在这一切的最深处，“似有宁静而平稳的心脏在跳动”。

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给人感觉就是比所谓的历史和 现实更深厚更扎实，扪心自问，就想要重新追究那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从哪来，如今要到哪里去，怎么才有心劲有气力往前走下去？ 如果无法理解这一点，不妨去看看网友们铺天盖地的观剧感受，索性就把自己 抛进无边无际的人群里，再体会，再思考，这可能是我们今天谈论这些热播电视剧的一个前提？

“召唤我们身体上的激情”

信仰问题在电视编剧和电视拍摄中，获得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这些电视剧一开始，观众就牢牢地站在柳云龙、孙红雷一边，而当柳云龙最后说出“而我，生来死往，像一片云彩，宁肯为太阳的升起而踪影全无。我无怨无悔”，这时，他在我们身体上激起的感情，是召唤，不是震动。

倪文尖：

话说到这里，倒是打消了我原先的顾虑。电视和电视剧成为霸权性的媒体及主流性的文化产品，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如此兴奋地谈及？而且事实上，我们特别有兴趣谈的，也只是一部分电视剧，甚至也只是热门电视剧里的一部分而已。那么，是不是我们退回到了“题材决定论”?或者更直白地说，我们是否有些“庸俗社会学”？现在，可以更大胆地说不了。其一，就像罗岗在电视剧与文学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性”的比较中所发现的，这些电视剧之所以胜出而凸现在我们眼前，与其说是因为它们表现了什么，还不如说是因为它们具体的表现方式。

电视剧总是大众化的、商品性的，是需要收视率才能生存发展的，中国的电视剧在“港台剧”、“日剧”、 “韩剧” 、“美剧”等的启蒙和挤压下，慢慢摸索到的，看起来是“题材”——从历朝历代的故事到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其实——更是自己最重要的物质性基础。虽然国产电视剧的竞争力不是新鲜话题，但确实是最近几年，我们关注的这些电视剧才使“国产”渐有独立的品牌形象，甚至不妨略带夸张地说，“中国电视剧”如今终于才是专有名词，像“韩剧”“美剧”一样，它所意味的，不再仅仅是出产地，而且是自身的品格。

其二，如果说“中国电视剧”从诞生之时起，就像炼红所说，最根本的“中国性”还不在它怎么表现中国人、中国事，而在于它贴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心，那么我们的关注，就不止是电视剧文本内容层面的“社会学”，就更多地关乎社会“心理学”与“伦理学”，关乎电视剧与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实关系。

这方面究竟做得如何，应该怎样评价？我们也许会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有分歧、有争论，但避免观念化和庸俗化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其三，我还想说，这些电视剧所以能够热播，我个人所以乐意欣赏，主要还是因为就像毛尖已经细致体察到的，拍得好看耐看，不怕细看，也有嚼头，能够在“通俗剧”和“深度剧”之间、在“情节剧”和“思想剧”之间，自由腾挪，无缝转接。举个例子，来自《潜伏》。左蓝牺牲后，......

毛尖：

再说好看。从编剧角度来说，电影《风声》应该比《暗算·捕风》好看，因为前者的人物身份是悬念，但事实上公认的，后者比前者好看很多。这里，艺术性啊已经不足以解释好看问题，反而，我觉得以前五六十年代用来分析革命电影的那些词汇重新有效，就像“5·12大地震”时，“解放军”和“共和国”这些概念被重新激活。这里，电视剧的信仰问题，或者说，当代文艺的信仰问题重新开放出来。有一场典型的戏。《潜伏》十一集，翠平心血来潮突然决定给余则成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这个匆忙的决定几乎有“大话革命”的嫌疑，加之孙红雷和姚晨的“前科”，一个是反派明星，一个是搞笑新星，当时的场面真是不太正经，孙红雷连外套都没扣上，姚晨也刚刚放下抹布，天时地利都没恶劣和艰苦到这个地步，导演什么意思？我想导演开初多少有些搞笑的意思，就像这部影片的初衷也会很商业，但是，当翠平握紧拳头，当余则成跟着握紧拳头，再接着，翠平眼泛泪光说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们观众跟着余则成，完全进入严肃、甚至[FS:Page]极为严肃的状态。这就事关信仰了。而就是信仰问题，改变了这部戏的重心和重量。

同时，这个信仰问题回到电视编剧和电视拍摄中，获得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常常，这些电视剧一开始，观众就牢牢地站在柳云龙、孙红雷一边，而当柳云龙最后说出“而我，生来死往，像一片云彩，宁肯为太阳的升起而踪影全无。我无怨无悔”，这个时候，他在我们身体上激起的感情，是召唤，不是震动。震动，是资产阶级文艺的审美和道德取向，讲究瞬间性，但一路从《士兵突击》到《团长》，到《沂蒙》，我们的电视剧在一个更高的审美和道德理想中重新实践了共和国的文艺理想。

不能忘了，2007年的适婚军人都因了《士兵突击》获得新形象，而中华男儿也因为这一系列的连续剧重返阳性名词。在一个暧昧的时代，带有鲜明道德判断的影像准则，在重新塑造我们的身体感觉和政治感觉的时候，不仅自身变得强大，也让观众感觉强大，而其间的互动，在当下的连续剧中，我感觉有良性循环的可能性。而且，这种能量，也通过电视剧在向电影传播，《十月围城》就是一例。

电视剧的破墙作用

“今天中国的电视剧，向观众提供了两个类型的兴奋：一个是对眼式的；另一个比较有意思，可以说也是一种兴奋，但却是靠了和观众的实际生活经验的互动，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的，它主要靠有破墙功能的情节，把多种因为主客观原因而被截划出去的生活内容、人物关系和故事逻辑，重新带回观众眼前。”

王晓明：

说到“让观众感觉强大”，我说个真事：我的一个来自农村的熟人的女儿，迷《士兵突击》，要找特种兵当男朋友，经人介绍，果然找到一个退伍不久的特种兵(特种兵很多都是农村兵)，手脚了得，但那女孩子很快又失望了：“他太傻了！一直被关在兵营里训练，看电视只能看‘新闻联播’，现在到了社会上，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干不了......”

我立刻想到《士兵突击》里，许三多在大街上沿着百货公司的橱窗一个人走的那一段，他和大街上的整个环境格格不入。在某种意义上，《士兵突击》所要渲染的“中华男儿”的“阳性”，它用来表现这“阳性”的人物群像及其故事，都类似这个退伍特种兵，是用封闭的方式“训练”或“塑造”出来的，是预先将许多别的东西隔开，用力于某一点，由此取得强化的效果的。

如此强化之所以有效，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观众也正活在封闭式“训练”当中。今天的社会结构和主流文化，都是一面隔开、抹杀、压抑、遮蔽人生的许多内容，另一面又聚焦、夸张、强化另外一些内容。就拿“阳性”来说，先是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接着是爆炸头加细竹竿身材的“我型我秀”，把别的阳性模式(比如水浒式的英雄气概、或者海子式的孤独叛逆)都挤到了边上。

如此封闭式训练的结果，一是造成逆反心理，看多了“我型我秀”，忽然来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会由新奇而兴奋。这样的逆反心理，自有其正面意义：人毕竟没那么傻，人的精神——乃至娱乐——需求，总是本能地指向新奇和多样的。

二是造成对眼式的迷恋习惯，无论是迷蒲巴甲，还是迷许三多，对象变了，迷的方式却依旧，两条视线径直集中到一个焦点，旁边左右的都看不见。之所以《士兵突击》能迷倒那么多年轻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送出新形象的方式，是年轻人非常熟悉的，比如那个老A的指挥官的美式派头。

因为是对眼式的，即便盯住了看，也是模模糊糊，但这没关系，本来就并不是真要看清楚什么、深究什么，要的只是一个兴奋，一个对自己精神需求的有限度的体验和安顿。这又从另一面确证了观众的“不傻”：如果1980年代重新培养起来的那种对于“个人的精神深度”的向往——现今，在中国大陆，这个向往也开始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尺寸好像也对得上——让人太不舒服，那就转过脸去，姑且乐一乐吧：现实这么强大，何必老对着它痛苦、跟自己过不去？

从这个角度看，兰晓龙让许三多戴着墨镜、去大街上逛一圈，就特别有意思了。这是和整部电视剧的封闭式的呈现方式相悖的，就好像爆开一个大墙洞，一下子把兵营内外的两个世界打通了：尽管许三多很快就返回了兵营，先前的抒情旋律也因之得到强化，观众对于现实(以大街和百货公司为主要表征的现实世界)的种种不满，也似乎可以继续被调动，但是，观众的现实感也同时被唤醒了，他们一定开始意识到，不但自己此刻并非生活坐在兵营里，许三多也最终是要走出兵营，进入大街的，就像我那个熟人女儿的男朋友一样。

因此，今天中国的电视剧，向观众提供了两个类型的兴奋。一个是对眼式的(一般肥皂剧就是营造这个的)，但可盯之对象不那么单一，有“成功人士”和苍白男，也有粗犷汉子和肌肉男，他们此起彼伏，轮流走红，《蜗居》就是成功人士卷土重来的例子。当然，以后还会出现别的其他“男”。这些“男”互相配合，一面满足观众对新奇的渴望，以此缓解因封闭式生活训练而滋生的不满，一面又暗暗地限制这渴望，不让它扩展成其他的范围更大的要求。

另一个比较有意思，可以说也是一种兴奋，但却是靠了和观众的实际生活经验的互动，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的，它主要靠类似许三多逛大街那样有破墙功能的情节，把多种因为主客观原因而被截划出去的生活内容、人物关系和故事逻辑，重新带回[FS:Page]观众眼前。这些东西一旦出现，观众的“对眼”状态就很难继续，他的各种经验：电视里看到的和自己亲历的、让人松弛的和紧张的、想要沉溺其中的和想要回避的...... 都会交汇和冲撞起来，他内心就有可能发展出比较复杂的别样的兴奋。

这几年的电视剧，我看得并不多，即便看的，也多不是从头到尾看全的，但有一个感觉，就是那种能起破墙作用的细节，好像多了起来，比如，与《士兵突击》相比，《我的团长我的团》和《蜗居》，包括《潜伏》，封闭性都在减弱。换个说法就是，好像越来越不像肥皂剧，而有了生活或历史正剧的样子了。其实，早几年的一系列历史王朝/官场剧，已经和譬如《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不同，开启了这个变化。当然，题材本身的限制的不同，也很明显，这就不说了。我的意思是，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电视剧的“教科书”作用的正面意义，就会逐渐增多，我那个熟人的女儿，也就不必要等到亲身见了那个小伙子，才明白生活并非电视剧，人生也不是光靠有偶像可迷，就能打发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