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寨手机的集散地——深圳华强北，昔日的火爆场面正在逐渐褪去。大部分手机卖场门前冷清，有一些卖场已经关门停业。很多依然光顾的消费者也是为了淘到山寨版的iPhone和HTC等智能机，功能手机的销量持续走低。曾经在2G时代辉煌一时的山寨机，在智能手机的冲击下，被打击得溃不成军。
作为山寨手机的主要推手，联发科的境遇同样不堪。根据联发科公布的财务数据，今年1至6月其总收入累计为408.23亿元新台币，同比下滑34.84%，并且已连续3个季度出现收入和净利润双双下滑的局面。联发科就像一只失落的羔羊，在灰暗的角落默默悲伤。
不过在失落的背后，联发科正在悄然酝酿一场反击战。
7月22日，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表示，联发科将推出一系列3.75G手机平台解决方案，显然意图以此为凭借，杀入3G智能机市场，扭转颓势。面对媒体的质疑，联发科似乎信心满满，并且对某媒体透露，预计2011年智能手机芯片出货量将超过1000万颗。
联发科正在将2G时代的发展模式复制到3G时代，然而世易时移，联发科在3G业务上面临的困境并非简单的模式之争。
技术瓶颈
看到3G大潮汹涌而至，联发科并非没做任何准备，只是在智能芯片等关键技术上，联发科不具备多少优势，技术瓶颈的制约效应非常明显。
3G发展之初，联发科押宝TD-SCDMA标准，为规避本身的技术劣势，在3G芯片上采取了合作生产的模式，与大唐电信旗下主攻TD芯片的联芯科技合作生产芯片，并收购ADI无线芯片业务，以此拿到进军大陆的入场券。
然而这种合作关系随着联芯科技推出自有TD解决方案而迅速破裂，联芯科技总裁孙玉望公开表示，其自主研发的TD芯片在性能上优于与联发科合作研制的芯片。在联芯科技眼中，联发科没有太多合作价值。联发科被迫自研3G芯片，其押宝TD的战略也受到巨大打击。
加上TD-SCDMA制式不被手机生产厂商认可，大部分购买3G手机的消费者也选择了中国联通的WCDMA制式，联发科的境遇就更加雪上加霜，因此不得不将研发计划扩展到WCDMA芯片上。
由于在3G芯片研发上落后于高通等传统芯片巨头，联发科的研发计划还受到了专利的困扰。为了尽快推出WCDMA芯片，联发科被迫与高通合作，争取获得高通的专利授权。2009年10月，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联发科第一颗WCDMA3G芯片MT6268开始投产，联发科每出货一颗3G芯片，高通将可抽取6％的权利金。
联发科推出的3G芯片备受冷落，包括三星、HTC等手机巨头在内，大部分智能手机生产商选择了高通、AMD、英特尔等，特别是高通，其在3G芯片上有大量的技术积累，并且此前已经在欧美市场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随着智能手机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各大手机厂商也不再局限于高端市场，纷纷进军中端甚至低端市场，在中国的电信运营商的积极推动下，智能手机的普及趋势越来越明显。
与此相伴随的是整个行业智能芯片成本的不断走低，联发科在遭遇技术瓶颈之后，又面临成本压力，在3G芯片上的回旋空间越来越小。而且联发科推出3G芯片的步伐已经远远落后于其竞争对手，联发科总经理谢清江坦承在3G芯片研发上，联发科“比竞争者慢了1年多，更不能同高通相比”。
2G市场占有率的下滑也进一步加剧了联发科的危机。2009年联发科芯片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90%，其芯片出货量甚至超越高通，但是在随后的两年内，在展讯、晨星等企业的激烈竞争中，联发科的2G芯片占有率下滑到70%左右。
前有围堵、后有追兵，联发科的境遇岌岌可危。
产业链零落
更让联发科失落的是，3G时代的产业生态已经大大不同于2G时代。
联发科之所以在2G时代获得如此高的市场占有率，并不是因为其技术有多先进，或者品牌有多受消费者欢迎，而是因为它满足了产业链其他环节的需求。2G时代是中国手机大普及的时代，客观上要求手机成本的大幅降低。联发科推出的功能手机解决方案将手机芯片与手机软件平台整合在一起，并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手机制造商，不仅大幅降低了手机出货成本，并且加速了手机更新换代的周期。
而在3G时代，联发科不仅面临3G芯片的技术和成本困境，在获得3G应用上，联发科也失去了以往的优势。
随着苹果iPhone应用商店、Android开源平台的推出，大量的企业和个人应用开发者出现，它们将目光集中在了iPhone和Android智能平台上。包括苹果等智能手机的生产商、谷歌、亚马逊等互联网企业以及电信运营商在内的多方均推出应用商店，为应用开发者提供应用开发和销售平台。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喜欢的应用，这样联发科在软件预置方面的优势也荡然无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微博)认为：“联发科已经无法将2G时代的模式复制到3G时代，手机应用商店是其致命缺陷。”
蔡明介近期表示，联发科未来将与大陆运营商和WCDMA产业链全面展开从芯片、平台及第三方应用产品等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合作，期望能加速且共同推动大陆WCDMA产业走向繁荣。
而联发科与中国移动是“长期合作伙伴”，在2G时代，两者的合作对于手机的普及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3G之初联发科选择中国移动的TD标准，可以说也是传统合作关系的延伸。而现在联发科转向中国联通，可见其担负的压力已经不容许再有多少“历史情感”上的考虑。
联发科并没有彻底放弃“山寨”，积极推动介于功能手机和智能手机之间的“类智能手机”，为此联发科推出针对2.75G市场的MRE中间件平台，为非智能手机提供互联网浏览能力和应用扩展能力。
不过受制于技术和硬件等多方面因素，“类智能手机”的用户体验较差，可以说是半山寨版的“智能手机”。以2G时代的山寨思维应对3G时代的品牌思维，联发科显然丧失了对手机行业发展大势的基本认知。
军心不稳
近期有台湾当地媒体报道，联发科“内部沟通不畅，执行力不强，让蔡明介大为光火”。随着联发科营收和净利润的持续下滑，联发科内部员工的获利减少，而联发科未来的前景暗淡，更是加剧了员工的消极心理。
实际上联发科在去年已经出现了人事动荡，2010年10月18日，在蔡明介复出不到3个月，联发科无线通信第二事业群总经理徐至强离职，而此人对联发科的发展曾立下赫赫战功。1999年徐被蔡明介“挖角”进入联发科，投入手机芯片的研发，在随后的十年中其与大陆的手机品牌厂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正是在他的游说之下，联发科才获得了绝大部分国产手机厂商的支持。而在3G芯片研发的关键时期，徐的离职，暗示了联发科在3G芯片研发上遭遇的重重危机。
徐的离职引发了联发科的离职潮。据悉，从2010年10月至今年4月的半年时间之内，联发科迅速更换了三位总经理，再加上2010年底离职的首席财务官喻铭铎以及人力资源处处长陈家忠，联发科经历了一场名副其实的人事“地震”。
不仅在管理层，联发科内部的研发人员也纷纷递上辞呈，据联发科内部人士透露，已有约百位联发科工程师离职，这让联发科本来就“逆流而上”的3G芯片研发遭遇更大的阻力。
内外交困，战略失当......联发科正在从“失落的羔羊”走向“待宰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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