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运营商，说白了就是承包商。他们从三大基础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那里搞批发，共用170和171号段，通过自己的计费系统，把个性化的通信服务卖给消费者。
作为承包商，虚拟运营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供货商的掣肘。由于虚拟运营商在码号数量和放号城市受到严格限制，只有当放号城市的开户比例达到50%时，他们才会获得下一批码号资源。因此，部分虚拟运营商不惜通过非法渠道来跑量。这也是170号卡大量流入卡市，无须身份证就可以办理的主要原因。
“失控的170号段”伤了谁？既是饱受垃圾信息、骚扰电话侵袭的普通市民，更是虚拟运营商自身——“170成垃圾信息重灾区”已成为整个行业眼下面临的困局，用户拒接就是明证。而事实上，其潜在的伤害还不止于此。
设立虚拟运营商的初衷，就是为了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释放创新活力，是通信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甚至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170号段”若进一步失控，虚拟运营商失去活力，带来的伤害不可小觑：一旦由民资主导的虚拟运营商在市场上遭受普遍的信任危机，甚至有可能影响民资未来参与国企改革的脚步。
身负责任的监管部门应当明白，170号段的失控，会对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可能影响国家的信誉。监管绝非给实名制定个框架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全新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式——虚拟运营商拿不到话单，只能监测条数不能监测内容，这方面该如何改进？虚拟运营商在码号数量和放号城市受到严格限制，是否因为门槛过高才导致其容易剑走偏锋一味追求发展数量？
170号段像脱缰的野马，已给相关部门提了个醒：监管其实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其首先要厘清170号段的失控，责任究竟在谁；其次，对其中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必须严格追究；最后，监管还须给出办法，让被监管一方能实现有效转身。唯如此，170号段才可能回归正常，监管也才算尽到了职责。
